我的犹太导师(4)
导师重新站回到他讲课的地方,望着我异常惊讶的眼神,一字一顿地对我说:“靖,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”接着,他那激扬的声音在办公室内又重新响起:“癌细胞的转移是没有规则的,转移到哪里,便会在哪里生存、扩展,要看细胞表面抗原基因的表达……”
多年后的今天,导师的一番话语,依然在我脑际萦绕。
由导师担任院长的这个索然卡医疗中心,是以色列南方最早最大的医疗中心,它拥有以色列一流的医疗中心,不仅担任着救治所有南方地区居民的重任务(这些居民包括犹太人、阿拉伯人和游牧民族),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,因为加沙地带和与埃及边缘驻军的医疗任务都由该中心担任,所有的伤员也都往这里送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被索然卡医疗中心抢救的伤员中,不仅有犹太士兵,也时常有阿拉伯人,甚至是行凶作案的歹徒。但这里是医院,是救死扶伤的场所,所以医护人员对送来的伤员都能做到一视同仁。
多灾多难的以色列啊,什么时候和平才能真正降临到这片国土呢?然而,就是在这片弹丸之地,在枪林弹雨的威胁中,以色列的犹太人依然坚强生活着,并且还孕育了一批对世界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思想家。诺贝尔获奖者中,有百分之二十居然是犹太人,而犹太人口在全世界只占不到百分之一。这是多么值得人类仔细研究的一个现象!
从小被剥夺学习资格的我,对书声朗朗的校园生活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往。但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,作为一个中国的临床医生,当时在医学院学习的基础医学课程实在是太少。虽然我在医学院苦学了整整5年,当医生后也练就了一身实际治疗和抢救病人的本领,但对于免疫学,尤其是分子免疫学及其疾病发生原理、治疗方案来源等却所知甚少。这也是我从医学院毕业13年后,情愿离开令人羡慕的医院,放弃人人尊称的“主任”头衔,不远万里来到国外再当学生的原因所在。万分幸运的是,我遇到了一位好的导师,他在我不会培养细胞、不懂一些最普通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实验室技术的时候,时刻给我带来鼓励与安慰:“不用担心,靖,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医生,你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。”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我,语气十分坚定。于是,带着他的嘱托和信任,我用了将近6年时间,在以色列威兹曼科学研究院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,并且在全世界定级的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高质量学术论文,其中一篇被《自然癌症综述》评为“最最重要的癌症机理研究发现之一。”
在考虑选择哪儿读博士后的时候,我先后发出了5封申请信,其中有4位美国的教授很快给我回信,他们分别是:斯坦福大学医学院、旧金山大学基础医学院、安德森癌症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。最后,我决定接受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邀请。
在本古里安大学读了一年后,我转去了威兹曼科学研究院,因为那儿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,官方语言是英语。
离开以色列前,我专程前往比尔晒瓦向导师Shra-ga道别。那是个周末的下午,导师一身短衣短裤,像是在家里与一个旧友重逢,很快解除了我所有的紧张与拘束。导师年轻时在美国生活多年,先后在加洲的斯坦福大学、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癌症科研。他开始为我讲述在美国的生活与工作经历。之后,他忽然问道:“你在中国的家人都好吗?你父母、姊妹都好吗?”
“很好,他们都很好。”我答道。
“我曾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,但还没到过中国,那儿是我一直神往的地方。现在太忙,过几年后,我一定要去中国参观访问,而且希望你能给我当向导。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中国学生,也是我了解中国、向往中国的一大动力!”
“我期盼那一天能够早日来到!”
说到这儿,导师将我的手紧紧握住。一股暖流顿时流过我的全身。
可是,谁曾想到,那天的分别,竟成了天上人间的永诀……
我于2002年4月带着女儿离开以色列。来到美国后,生活节奏更快了,整天忙于工作和生计,没有半点闲暇。直到将近两年后,我才坐在台灯下给他写信。我带着激情和思念,把对导师,对以色列,对我难忘的以色列朋友的一腔激情,全部一泻而出。信是用英文写的,然后用淡蓝色的纸打印出来,用邮件寄到了他的办公室。那时,他是索冉卡医学中心的总管。
文章来源:《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xbyfzmyxzz.cn/qikandaodu/2020/1009/35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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